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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死去，但仍前行：一名斯坦福外科醫生的生死智慧 文/保羅·卡蘭斯 【編者按】本文最初發表于2014年1月26日的《斯坦福醫學》雜志，作者保羅·卡蘭斯（Paul Kalanithi），是斯坦福醫院神經外科的住院總醫生。2013年，作為醫生的他被確診患了肺癌。于是，他寫下了這篇感受生死的文章，遺憾的是，最新消息已經傳來，保羅。卡蘭斯于2015年3月9日去世，享年37歲。 當CT掃描完成后，我立刻開始看片子。 診斷結果隨即出來了：雙肺大片包塊，脊椎變形。癌癥。 在我的神經外科生涯中，我曾和醫生同行們共同會診過上千張片子，確認手術是否能帶來希望。我會在病歷上匆匆寫下幾筆：癌癥廣泛轉移——無手術指征。接著就繼續干別的事情了。只是，這張片子不一樣：它是我自己的CT掃描。 我曾與無數病人和他們的家屬坐在一起，討論他們冷酷的前景：這就是醫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病人是94歲，患有終末期的失憶癥，出現嚴重腦出血，談話要容易些。可對于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我36歲，并且確診是癌癥，能說的話就沒有多少了。 我的標準說法包括“這是場馬拉松，不是沖刺，所以你每天得休息好”，以及“疾病可以讓一家人四分五裂，也可以讓大家團結起來——你們要了解身邊人的需求，并且尋求外界支持。” 我從中學到了幾條最基本的規則。 談到病情預后時需要坦誠，但又要留下希望的空間。 說話時既要含糊又要準確：“從幾天到幾周”，“從幾周到幾個月”，“從幾個月到幾年”，“從幾年到十年或者更久”。我們從不引用具體的數據，通常建議病人和家屬不要在網上搜索存活期的數字，因為我們猜想普通的病人無法細致入微地理解數據。 在聽到“X療法的生存率為70%”和“Y療法的死亡率為30%”時，反應是不一樣的。聽到這樣的表述，人們會蜂擁選擇X療法，哪怕這兩種療法的實際效果實際上一樣。 我的一個好友得了胰腺癌，結果我就成了他親友團的醫學顧問，盡管他們都是非常資深的統計學家。我仍然勸他們不要查找數據，跟他們說現在能找到的五年生存曲線至少落伍了五年。不知怎的，我總覺得光是這些數字還太干巴巴了，或者說，醫生與疾病每天打交道的過程中，還需要得到更多的來龍去脈。更重要的是，我有這樣一種沖動：保持希望。 這些生存率曲線稱為卡普蘭-邁耶曲線（Kaplan-Meiercurves），通過它我們可以了解癌癥治療的進展，預知病人存活的時間。對于一些疾病來說，這條曲線看起來像是飛機緩緩著陸；而對于另一些疾病，看起來則像是俯沖的轟炸機。醫生們對這些曲線、它們的形態以及意義考慮良多。比方說在腦癌研究中，盡管平均生存期數字改變并不是很大，但曲線圖拖著的尾巴越來越長，這意味著一些病人已經存活了多年。問題是，你沒法判斷某位病人處于曲線圖上的什么位置。竭力追求數據的精確無誤，這是不可能，甚至不負責任的。 你可能會以為，當我的腫瘤醫生坐在我的病床邊與我會面時，我不會立刻請她告訴我有關生存期的數據。但現在，我已經從醫生的角色滑到了病人那一頭，我也和所有病人一樣，渴望了解具體的數字。我希望她能認識到，我既了解數據，同時也知道關于疾病的醫學真相，因此她應該能為我提供準確的、直截了當的結論。我能接受得了。 她干脆地拒絕了：“不，絕對不行。”她知道我會查找關于這種疾病的所有研究——我確實這樣做了。但肺癌不是我的專長，而她是這個領域的國際權威。在每次看病時，我們都要進行一場角力比賽，而她總是閃躲著，不提及任何一個數字。 現在，我不再為一些病人執意追問數字而感到困惑了，我反而開始想，為什么醫生在掌握了這么多知識，有這么多經驗的情況下，還要把問題弄得這么云山霧罩。我剛看到自己的CT片子時，認為只有幾個月好活了。片子看起來很糟糕。我看起來很糟糕。我瘦了30磅，出現了嚴重的背痛，一天比一天覺得虛弱。我的血檢報告顯示蛋白水平極低，紅細胞計數也很低，這跟我身體的感覺一樣：它已經無法滿足生存下去的基本動力了。 幾個月來，我一直懷疑自己得了癌癥，我看過很多年輕的癌癥病人，所以得知結果時我一點也不吃驚。事實上，我還感覺有些如釋重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很明顯：準備去死。大哭。告訴妻子她應該再嫁，然后為房貸籌錢。給好朋友寫遲寄的信。是的，我本想在這輩子做很多事情，但有時這種事情就是會發生：當你平日的工作就是治療頭部受重傷和腦癌病人時，結局是什么，對你再明顯不過了。 可是，在我與我的腫瘤醫生第一次見面時，她談到了有朝一天我將重返工作崗位。那時我會是游魂嗎？不會。可是，我能有多長時間？沉默。 當然，她也不能阻止我大量閱讀文獻。在查找資料時，我總是想找到一份報告，能告訴我一個準確的數字。大量研究顯示70%-80%的肺癌病人將在兩年內死亡。這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希望。可是話說回來了，大部分病人年紀都更大，而且大量吸煙。有沒有一份研究針對的是不吸煙的36歲神經外科醫生？我年紀輕、身體好，也許這會有幫助？又或者，因為我的病發現得太晚，又擴散到遠處，我的情況遠比那些65歲的吸煙人士來得更糟糕？ 我的很多親友對我講述了種種故事，比如朋友的朋友的媽媽的朋友或者叔叔的理發師的兒子的網球搭檔得了和我一樣的肺癌，現在已經活了10年。剛開始時，我尋思著這些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同一個人，通過眾所周知的六度分隔理論聯系在一起。我覺得這些故事無非是一廂情愿的想法、毫無根據的幻想。可是最后，這些故事漸漸潛入了我精通的現實主義的縫隙中。 接著，我的健康開始慢慢好轉，這得歸功于一種靶向藥，專門針對跟我的癌癥有關的某種特定基因突變。我可以不用拄拐杖走路了，也可以說這樣的話：“嗯，能幸運地活10年，這對我真的不大可能，不過也不是完全希望。”一丁點的希望。 不過，從某個角度來說，死亡的確定性比這個不確定的生命更加簡單。那些身在煉獄的靈魂難道不是情愿趕緊下地獄，好結束這一切嗎？我是不是應當做好葬禮安排？我是不是應該把全部時間用來陪伴妻子、父母、兄弟、朋友和我可愛的小侄女？寫一本我早就想寫的書？又或者應該回到醫院，和老板協商今后兩年的合同？ 如果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幾個月還是幾年，前路或許會明朗很多。說我還有三個月，我會去陪伴家人。說我還有一年，我可以制訂一個計劃（寫完那本書）。說我還有10年，我可以回醫院治病救人。“活在當下”的老一套說辭沒什么意義：我應當拿當下怎么辦呢？我的腫瘤醫生只是這樣說：“我沒法給你一個具體時間。你需要去發現對你最重要的事物。” 我開始意識到，與自己的死亡狹路相逢，這改變了一切，同時又什么都未曾改變。 在癌癥確診前，我知道有一天自己會死，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時候的事情。在確診后，我知道有一天自己會死，但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時候。而現在我已經深切地知道了。這并不是一個真正科學的問題。有關死亡的事實令人坐立不安。然而只要是活著，就別無他法。 醫生們之所以不能向病人提供確切的預后，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做不到。當然了，如果病人的預期完全超過了合理范圍——有些人希望自己能活到130歲，也有些人看到身上的一粒小痣就覺得死期將至——醫生們有義務將對方的預期拉回到合理的可能范圍內。 可是，合理的可能范圍仍然十分寬泛。根據現在的治療方案，我有可能在兩年內死亡，也有可能再撐10年。如果你再將今后兩三年可能出現的新治療帶來的不確定性考慮進來，這個范圍可能又會完全不一樣了。面對死亡時，科學知識只能提供一盎司的確定性：是的，你會死。可是，總有人想要滿滿一磅的確定性，而這還無法實現。 病人想尋找的并不是醫生們遮遮掩掩的科學知識，而是每個人都必須通過自己的力量找到的已經存在著的真實性。在數據里陷得太深，如同喝鹽水來止渴。面對死亡的憤懣，無法用未知的概率來治療。 我清楚地記得一個時刻：快要將我吞噬的不安突然慢慢消退。那時，我想起了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寫過的九個字，我在多年前上大學時讀過他的書，不過一直都沒好好讀過，但在那個瞬間，這句話清晰地在我腦海中重現，而眼前那個看來不可逾越的不確定的海洋突然分開了：“我無法前行。我將前行。”我往前走了一步，反復咀嚼著這句話：“我無法前行。我將前行。”接著，到了某一個節點，我獲得了頓悟。 現在，距離確診已經過去了八個月。我的體力顯著恢復了。在治療中，癌癥暫時蟄伏。我漸漸重返工作。我拂去了研究手稿上的浮塵。我寫得更多、看得更多、感受更多。每天早上5點半，當我按下鬧鈴，僵死的身體蘇醒，而妻子仍在我身邊酣睡時，我會又一次對自己說：“我無法前行。”過了一分鐘，我已經穿上了刷手衣，走在去手術室的路上，仍然活著：“我將前行。” 一條忍著不死的魚 我怕死，因為我的生命還屬于父母 致那些吃點虧就要死要活的年輕人分頁：123
林清玄：透早的棗子園 返鄉的時候，我的長褲因脫線裂開了，媽媽說：“來，我幫你車一車。” 我隨媽媽走進房間，她把小桌上的紅絨布掀開，一台裁縫車赫然呈現在我的眼前，這個景象震懾了我，這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台裁縫車嗎？怎么現在還在用？而且看起來像新的一樣？ “媽？這是從前那一台裁縫車嗎？” 媽媽說：“當然是從前那一台了。” 媽媽熟練的坐在縫紉機前，把褲腳翻過來，開始專心的車我裂開的褲子，我看著媽媽專注的神情，忍不住摩挲著縫紉機上優美的木質紋理，那個畫面突然與時空交疊，回到童年的三合院。 當時，這一台縫紉機擺在老家的東廂房側門邊，門外就是爸爸種的一大片棗子園，媽媽忙過了養豬、耕田、曬谷、洗衣等粗重的工作后，就會坐在縫紉機前車衣服，一邊監看在果園里玩耍的我們。 善于女紅的媽媽，其實沒有什么衣料可以做衣服，她做的是把面粉袋、肥料袋車成簡單的服裝，或者幫我們這一群“像牛一樣會武”的孩于補撕破的衫褲，以及把太大的衣服改小，把太小的衣服放大。 媽媽做衣服的工作是至關重大的，使我們雖然生活貧苦，也不至于穿破衣去上學。 不車衣服的時候，我們就會搶著在縫紉機上寫功課，那是因為孩子大多而桌子太少了，搶不到縫紉機的孩子，只好拿一決木板墊膝蓋，坐在門檻上寫字。 有一次，我和哥哥搶縫紉機，不小心跌倒，撞在縫紉機的鐵腳，在我的耳后留下一條二十幾厘米的疤痕，如今還清晰可見。 我喜歡爬上棗子樹，回頭看媽媽坐在廂房門邊車衣服，一邊吃著清脆香甜的棗子，那時的媽媽青春正盛，有一種秀氣而堅毅的美。由于媽媽在生活中表現的堅強，常使我覺得生活雖然貧乏素樸，心里還是無所畏懼的。 如果是星期天，我們都會趕透早去采棗子，固為清晨剛熟的棗于最是清香，晚一點就被兄弟吃光了。 媽媽是從來沒有假日的，但是星期大不必準備中午的便當，她總是透早就坐在縫紉機前車衣服。 坐在棗子樹上，(www.lz13.cn)東邊的太陽剛剛出來，寒冬的棗子園也變得暖烘烘的，順著太陽的光望過去，正好看見媽媽溫柔的側臉，色彩非常印象派，線條卻如一座立體派的浮雕。這時我會受到無比的感動，想著要把剛剛采摘的最好吃的棗子獻給媽媽。 我跳下棗子樹，把口袋里最好吃的棗子拿去給媽媽，她就會停下手邊的工作，摸摸我的頭說：“真乖。”然后拉開縫紉機右邊的抽屜放進棗子，我瞥見抽屜里滿滿都是棗子，原來，哥哥弟弟早就采棗子獻給媽媽了。 這使我在冬日的星期天，總是透旱就去采棗于，希望第一個把棗子送給媽媽。 有時覺得能坐在棗子樹上看媽媽車衣服，生命里就有無邊的幸福了。 “車好了，你穿看看。”媽媽的聲音使我從回憶中回過神來，媽媽忍不住笑了：“大人大種了，整天憨呆憨呆。” 我看著媽媽依然溫柔的側臉，頭發卻都花白了，剛剛那一失神，時光竟匆匆流過三十幾年了。 林清玄散文集__林清玄作品 林清玄：真誠相待 林清玄：吝嗇的人分頁：123
新的一年，讓自己坐前排 文/蕭蕭依凡 01 轉眼到了年底，眼看著這一年進入了倒計時，我身邊很多人都患上了年底焦慮癥。 時間總是在走到一個階段的尾巴上，才會提醒大家思考些什么，才會讓人有回頭認真看看的沖動。 前幾天，我的一個朋友阿強出現了同樣的癥狀。他的焦慮，寫在眉梢眼角。他說，還好現在的日歷都是電子的，不像從前，過一天撕一頁。 年底時，日歷只剩下孤零零幾頁。 人走過時，日歷甚至會飄起來，讓人心生抓不住時光的慌張。那種感覺更可怕。 我問，是不是因為工作上沒有大的突破，所以覺得一年白過了？他回答“是”，很快又補充說，也不完全是這樣。隨著年齡的增長，每次回望歲月，他更害怕看到自己敷衍時光的影子。 他思索了一下說，那是一種不愿坐前排的心態。 他似是找到了準確的形容，再次強調到，他的年底焦慮正是緣于此。 這一年來，他不曾讓自己坐前排。那是不曾拼勁全力的松弛、躲閃和逃避。 比起所謂的成就，他更怕看到這樣的自己。成就不可強求，但是成為什么樣的自己，卻完全由自己掌控。而他在過去的一年，連這點掌控權都放棄了。 阿強舉了個例子給我聽。公司的內部會議，阿強從來都是坐在靠后的位置。他不喜歡坐前排。在他看來，前排是個不自由的位置。 會議嘛，隨便應付下就好。 坐在后排，他不用擔心會議無聊，時間太過難熬。他可以隨意打盹兒，只要睡著的動作不夸張，沒人會注意到他的眼睛是睜開還是閉著。 若是毫無睡意，他還可以隨意翻看手機，自我娛樂。而會議一結束，他起身離開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 02 通過這個例子，他頹廢的形象立刻浮現在我眼前。 當然，他所謂的不喜歡“坐前排”，不僅僅簡單體現在會議座位的選擇上。這只是一個具體的外在表現形式而已。 這種行為方式和心態體現在他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領導安排工作時，他從來不敢主動請纓，說一句：“這個我來。”他總是躲得遠遠的。實在避不開時，他會試圖推卸：“領導，這個我怕自己做不來。” 處理工作時，若能花一分力氣草草了事，他絕不會再多花一絲精力去完善和總結。 他把擔當責任的機會，推得一干二凈。因此，他給人留下了難成大事的印象。 所以，這幾年，他在工作上一直是個半吊子，升職加薪總是輪不到他。 他嘆息說，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 阿強年紀雖然不大，但是結婚比較早。他和愛人與父母同住。婆媳關系，幾乎是每個家庭難以避開的難題。阿強的愛人和婆婆也不例外，相處一直不太融洽。 每次兩人出現分歧時，她們都會找阿強評理。他在處理婆媳關系上，從來不曾認真對待，基本靠“哄騙”。 他對愛人說：“你最好，你都對，媽老糊涂了，你別跟她計較。” 一轉身，他又悄悄跟母親說：“媽，我媳婦不講道理，你說的話都對。你是我親媽，就當體諒我了，別跟她一般見識。” 其實，兩人本來沒什么大的矛盾和不滿，只是意見相左而已。 可是，阿強這么一“和稀泥”，兩人都覺得是在委屈自己原諒對方。時間長了，這一招并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了兩人的隔閡。矛盾日積月累，變得有些難以調和。 03 阿強說，“不喜歡坐前排”這其實是一種消極心態的體現，遇事喜歡躲，躲不了才硬著頭皮去應付。敷衍了事時，他還不忘給自己留下諸多借口和退路。 他向自己表態似的說，新的一年里，他一定要坐前排，凡事都不再逃避躲閃。我明知他意之所指，卻故意反問到：“要是前排沒位置怎么辦？” 他聽出了我的調侃，并不直面回答，而是順著我的話說道：“姐，你別逗了。誰家公司開會，員工會搶第一排坐。大家都搶著坐最后一排。” 聽他這么一說，我回憶起讀書時的事兒。阿強說的“喜歡坐后排”早在我們讀書時就埋下了種子。那時，很多同學都有“不愿坐前排”的心理。 上課時，大家齊刷刷地往后坐，老師面前的前三排總是空空蕩蕩的。 但是，我有一個同學特別喜歡坐第一排。 每次上課，我們匆匆忙忙去搶占后排的位置。 而她則早早地到教室，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我們曾經坐在她后面拍了一張照片，然后配文：“這節課，課堂上只有一位學生。” 圖片和文字的搭配毫無違和感。因為，她身后幾排都空無一人，從照片上來看，確實找不到其他學生的存在。 有一次她生病請假，第一排最中央的位置就空了出來。老師進教室問的第一句話是：“某某今天沒來上課？” 班長回答到：“老師，她生病請假了。” 大學課堂里，大部分老師不太記得住學生的名字，認識學生基本靠點名冊。而我的這位同學，每個老師都能記住她。 04 畢業之后，喜歡坐第一排的那個同學雖然不是混得最好的，但是她的生活一直自律有節奏，從來不曾兵荒馬亂過。 我們很少見她頻頻回頭生出荒廢光陰的懊悔。 而我們這些喜歡坐后排的人，大都遭遇過生活的烏煙瘴氣。我們總是在回望時光時，生出碌碌無為的感慨。 我們習慣于給自己留下后退和放縱的機會，不曾認認真真拼盡全力。 所以，“前排”從來不是簡單一個座位而已。“坐前排”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占據最顯眼的位置，獲得更多關注，爭取更多機會。 那更是認真嚴謹的人生態度的體現，是一場積極的追逐。 它會給整個人生帶來“前排效應”，讓人保持緊張感和壓力感，從而不斷進步。 那些喜歡“坐前排”的人，最終都變成了成熟有擔當的人。遇到問題時，他們傾向于勇敢地面對，積極解決，努力爭取。 在每一次時光倒計時，他們都能從容淡定地收尾，繼續下一場奔赴。生活往往更容易記住這樣認真執著的臉。 那么，新的一年，愿我們每一個人都積極“坐前排”，在人生路上越前行越勇敢，越勇敢越歡喜！ 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艱難的那一年 這一年，你敢說沒有浪費嗎？ 用一年的時間，成為一個牛人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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